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01月11日第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梁思成保护故宫天安门的努力》
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他一生为保护中华文明的优秀建筑而努力奔走，这仅从他在北平解放前后保护北京城一事上，就足以窥斑见豹了。《纵横》杂志2012年第12期刊登林楠的文章《北平解放前后的梁思成》，详细叙述了梁思成为保护北京城而为解放军提供北京古代建筑详图、三次上书周总理直陈意见等一系列努力。
三次上书周总理，直陈保护北京古代建筑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共北京市委领导都对梁思成为保护北京古代建筑作出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此时的梁思成，也为新中国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其中保护北京城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曾就此三次上书周恩来总理。
第一封上书的时间是1950年4月10日。
恩来先生总理：
在您由苏联回国后不久的时候，我曾经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转上我和陈占祥两人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书一件，不知您在百忙之中能否抽出一点时间，赐予阅读一下？
在那建议书中，我们请求政府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位置。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决定是北京整个都市计划的先决条件，它不先决定，一切计划无由进行。而同时在北京许多机关和企业都在急着择地建造房屋，因而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因都市计划未定，将建筑计划之进行延置，以等待适当地址之决定。另一种是急不能待的建造，就不顾都市计划而各行其是的：这一种在将来整个的北京市中，可能位置在极不适当的位置上，因而不利于本身的业务，同时妨碍全市的分配与发展，陷全市于凌乱。尚未经政务院批准而已先行办公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现在已受到不少次的催促和责难，例如人民日报新华印刷厂和许多面粉厂、砖窑等，都感到地址无法决定之困难。因此我们深深感到行政中心区位置之决定是刻不容缓的（这只是指位置要先决定，并不是说要立刻建造）。
我很希望政府能早点作一决定。我们的建议书已有一百余份分送给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我恳求您给我一点时间，给我机会向您作一个报告，并聆指示。除建议书外，我还绘制了十几张图作较扼要的解释，届时当面陈。如将来须开会决定，我也愿得您允许我在开会时列席。
……
如蒙召谈，请指定时间，当即起谒。
梁思成
第二封上书是1951年8月15日。
总理：
……
近日来东长安街正要动工的一列大建筑正面临着一个极不易处理的情况。我踌躇再三，实在觉得不能不写信向你及时报告，求你在百忙中分出一点时间给我们或中央有关部门作一个特殊的指示，以便适当地修正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
事实是这样的：天安门广场东西两方的道路已逐步发展，没有问题地，群众是欢迎将东西长安街发展为将来的林荫大道的。若本此原则，则东长安街南宽约五十公尺的窄长空地便应同街北北京饭店前现时约五十公尺绿带对称起来，妥为保护，早日种植树木，为林荫大道创造条件；绝不应再将街南划出，建造房屋，破坏那一带已存在的开朗规模。建筑物可能房基线以东交民巷围墙拆去后，通筹为合理。
……
梁思成
第三封上书是1951年8月28日。
总理：
自从人民日报六月十六日社论“没有正确的设计不可能施工”发动了对于一年来基本建设工程的深入检讨以来，工程界的警惕性大大地提高了。我在养病中得到细心学习的机会，对于人民日报这样领导思想和工作深为感动。我一方面总结了自己的一些工作，试作了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分析了各处工程失败的原因，努力寻找问题结症所在，以求日后的改进。
……
因此我向政府建议：
一切建设应根据业务发展计划，做出基本建设的五年、十年或十五年计划，逐步实施；而且这计划须同时兼顾到适用、坚固、经济、美观四个方面。
……
梁思成
不能拆毁北京的古城墙
北京古墙壁，长约20公里，曾是国内最大的城垣建筑，被世人称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明清时期，北京城有多重城墙，最里面的一重，是紫禁城城墙；往外，是皇城城墙；接着向外，便是清代只允许旗人居住的内城；再往外，便是外城。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北京城墙，是指北京的内城城墙和外城城墙。这些城墙共有16个城门。无论是城墙还是城门，都是精美的古代建筑，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
1950年2月，梁思成和著名建筑家陈占祥联名写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如果中央人民政府采纳这一建议的话，北京古城墙自然就能够得到保护。但是，他们这个方案很快就被否定，这使梁思成十分痛惜。时间到了1957年，中国正在酝酿大跃进。在此背景下，许多离奇的议论出现了：有人说北京城墙是封建帝王统治的工具，如不拆除，是阶级立场问题；更多的议论则认为，我国要搞大规模建设，城墙已经妨碍了建设，至少是妨碍了交通，一定要拆除。于是，凡是在城墙附近搞建设的单位，便开始拆城墙，有的单位嫌拆城墙费力，就用炸药炸城墙。一时间，北京到处是毁墒的炮声。梁思成在家里听到炮声，就像炸到他心里一样难受。尽管此前他曾因保护北京古代建筑而挨批，但他还是要站出来为保护北京城墙作出努力。他去找周恩来总理反映自己的意见，但是周恩来也在此前因为“反冒进”而挨批，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不好说话了。而北京城墙还在不断被人拆毁，地安门被拆了，广安门被拆了，广渠门被拆了……梁思成赶到崇文门和西直门去看，见一些人正准备拆毁那里的瓮城城门。梁思成又跑到北京市委领导那里去反映意见，但依旧于事无补。于是，他只能在各种场合呼吁不要拆毁城墙，但却受到指责和嘲笑，还有领导人说：反对拆除城墙，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
就在这一年，和梁思成一起提交《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的陈占祥被打成了右派。在此情况下，梁思成的努力白费了，北京城墙被拆毁了，对他的批判也开始了。对此，梁思成十分痛心，但他并不后悔自己为保护北京城墙而付出的努力。
为保护故宫和天安门而呼吁奔走
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在制订建设规划时，许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宫和天安门，梁思成则坚决不同意，并且为此而痛哭。后来，由于梁思成等人的坚持，拆除故宫和天安门之议被搁置下来。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一些主张保护古代建筑的人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特别提出要拆除故宫，但有的领导干部则循着毛泽东的思路，提出了要拆除故宫和天安门的问题。梁思成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了一个反对拆除故宫和天安门的报告，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找北京市有关领导商量此事，并明确提出不要拆除故宫和天安门。北京市的领导同志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为了把这件事确定下来，周恩来还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把这个意见定下来。之后，他于1958年4月14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绍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意见：每年由中央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筑一二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正是根据这个意见，扩建长安街和在长安街建设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规划初步形成了。北京市按照周恩来这个意见，进行了反复研究、协商后，把保护故宫和天安门作为重点，于1958年9月搞了一个《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这个办法果然管用。一些主张拆除故宫和天安门的人，见这个规划突出了群众性，也有建设人民大会堂等大工程，也就没有话说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交通紧张，要拆除故宫，在故宫中建一条马路，以方便交通，就连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提出，北京城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他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是把事情绝对化了。我们必须改变，才不至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在一片拆除声中，一个要在故宫里建一个东西向马路，把故宫中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的方案被提了出来。梁思成得知这一情况后，直接找到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提出反对意见。陆定一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对于这些老学者、老专家的态度很不满意。许多不赞成拆除故宫的领导干部得知毛的这个态度后，就不再向他反映这个情况了。但梁思成并没有放弃努力，他又去找周恩来。周听了梁思成的意见后，明确表示，不赞成拆除故宫。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觉得周恩来的意见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就这样，拆除故宫的方案被否定了。故宫能够保留到今天，梁思成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