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建筑评论家朱涛的首部个人作品《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这是一部终结之书，终结了梁思成的神话，却更真切地呈现出一代建筑师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性命运；这也是一部开启之书，开启了“新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崭新篇章，同时揭示了当下中国城市与建筑乱象的制度根源。获得两岸三地建筑家、史学家、媒体人的共同推荐。
·历史反思的生命力
朱涛，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博士候选人，在进行建筑实践的同时，还通过写作广泛探讨当代中国建筑和城市问题。2010年，荣获“中国建筑传媒奖”的“建筑评论奖”，以表彰他过去十年的写作，以及在建筑的专业解读、空间的社会关怀和历史性反思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他最近的作品包括，与十九位国际建筑学者联手写作的首部世界当代建筑通史《当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60-2010》，将于2014年3月由伦敦Ashgate出版。
在过去三年中，朱涛通过各种渠道，陆续搜集到一批梁思成在1949-1959年间写的思想检讨。这一段历史，在建筑史研究中几乎不被提及，《梁思成全集》也没有收录这些材料，多年来，对梁思成的读解也都流于抽象的缅怀和颂扬。朱涛以令人钦佩的学术勇气和令人感动的治学真挚，重述了那一段几成定论的历史，并勾勒出一个大众所不熟悉的梁思成。
他从繁复的史料细节处入手，去追溯梁思成的心路历程；同时，他也阅读大量史料，试图了解1950年代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想运动，以及它们对新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他也不断回过头去分析梁思成1949年以前的思想和作品，并发现已经存在的大量研究中仍存在着很多空白，甚至谬见。于是他将梁思成的思想、作品都纳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比较分析地将梁思成的学术进程与社会背景丝丝相扣地联系在一起，更进一步探讨中国当代建筑发展与政权更迭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梁文道评价说：“朱涛的目的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我们对一位偶像的崇拜；相反地，他把梁思成放回他的历史处境之中，让我们看见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局限，看见了他们的挣扎和痛苦；这恐怕才是对梁思成的最大尊重。在这个意义底下，我觉得梁思成仍然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命运就是整代人集体命运的缩影。”
这本书可能冒犯很多人的情感，使人愤慨，使人痛苦，甚至使人虚无。但也许能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洞，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生命力。
·梁思成的心路历程，新中国的建筑运动
如果说192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宣言推动的，那么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可说是靠一篇篇检查展开的。在朱涛的研究中，梁思成的检查，构成了解读他和一整代新中国建筑师的思想历程、理解新中国建筑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系统的文本材料。
1931-1946年，梁思成以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为坚固支点，来推动自己展开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他试图以功能-结构理性主义思想读解中国古代建筑史，以期催发中国传统建筑向中国现代建筑的进化。
1949-1951年，他仍在相当程度上坚持以功能-结构理性主义读解中国建筑史，但努力的方向却已紧贴政治潮流，变为将中国传统建筑推向“民族形式”——一个从毛的新民主主义文艺理论中引进到建筑学的术语。
1952-1954年，梁思成尝试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与自己对中国“民族形式”的倡导结合起来，提出了“台基、屋身、屋顶”三段式构图的中国“民族形式”构想，后被俗称“大屋顶”。这个构想，被大量在政治批判中不知如何下笔的中国建筑师当做政治上正确的创作公式，于1953-1954年在全国各地大量套用。
但到了1955年春，赫鲁晓夫从批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方针开始，拉开了苏联“去斯大林化”的序幕，并直接催化了毛发起了一场席卷中国建筑界的“反浪费、反复古、反形式主义”运动，梁思成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心批判对象。
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则给压抑已久的建筑界注入一股新鲜空气。梁思成和大批建筑师热烈而有针对性地探讨建筑界面临的种种困境。但“反右”的死亡号角在开放的气氛中猛然吹响。梁思成及时撰写了“知识分子中第一篇反右文章”，躲过了随后到来的风暴，但大部分曾大声鸣放的建筑师和学者在运动中被打倒。
从此二十年，中国建筑界一片死寂，没有人再去深入讨论信念、风格与时代，建筑师们越来越精于看领导眼色，根据政治形势选择建筑语言。中国建筑进入极端任意化的时代。
·“梁陈方案”再评估
近年来，从建筑界到大众媒体，很多人都对“梁陈方案”关注有加。但大多数叙述都缺乏历史分析，仅仅重复一个简化印象：建国之初，似乎只有梁思成和陈占祥二人在孤军奋战，提出这样特立独行的方案，最终悲剧性地未被当局采纳。很多人甚至据此印象，得出一个更宏观的结论：北京正因为1950年代未采纳梁、陈的建议，将中央行政区设在旧城中，过度依赖中心式发展，才导致今天内城拥塞、秩序紊乱的局面。
但是，朱涛指出，历史要复杂得多。
首先，在空间格局上，北京究竟是该以旧城为中心，向外逐层扩展，还是在郊区另辟新城，疏散式发展，此种争论早在1920-1930年代就兴起了。北京“西郊新市区”这一设想最初则是由1937-1943年日本人规划、建设，经过1946-1948年国民政府的接管和修订规划，到了1949年，已初具一个新城市的架构，更积累了很多城市规划的构想。因此，“梁陈方案”并不是特立独行的原创方案。
其次，从一个更贴近城市规划专业的角度来讨论，“梁陈方案”像历史上很多宏大的城市规划方案一样，针对复杂、困难的现实，将问题界定得过于单一，提供的解决方式也过于单一，而且规模过于宏大，因此方案本身在1950年代初就不是一个完备、周全的规划方案，也不具可行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梁陈方案”得以完整实施，它最多能在空间上暂时起到一定的疏散旧城密度的作用，但并不会帮助避免北京古城被破坏的结局，因为它无法根除那个时代背景下导致北京城市格局失控的根本原因—各自为政的部门机构、狂热的政治运动、无度的房地产开发，都可仰仗各种强大的政治权力，轻易僭越城市规划的基本理性规则。
梁思成在建国初想象，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满怀专业和社会理想的规划师，可以辅佐一个强大的政府，全局、长远、理性地主导区域和城乡规划，以避免重蹈资本主义城市无序发展的覆辙，创造出完美、统一的“市镇的体系秩序”。而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新中国建筑史”研究新篇章
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代以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为核心的政治运动，成为推动社会进程的主导动力。“开发”已经取代“革命”，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但那段历史远没有结束：政治任意化导致的建筑任意化，仍然主导着今天中国的空间图景。
从中国一、二、三线城市，到无数县甚至乡镇，到处都在狂热地修建庞大的极少理性规划的体育馆、歌剧院、博物馆、政府办公楼和房地产楼盘。政府对政绩工程的冲动和地产经济的狂热运作，在共同驱动着一个又一个城市建设的盲目“跃进”。
不管其社会议程含有多少矛盾和不定性，中国政府在未来二十年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决心是明确的。
朱涛提出，在中国城市化项目所亟需的一系列批判性评估工作中，中国建筑史写作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深入的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集体健忘症的根源，挑战和击破神话，解释来源和意义，重新恢复我们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可以帮助我们清晰认识到，中国在努力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筑师如何与社会、文化、政治持续互动，一路走过来的。历史通过加深我们对中国建筑过去的认识，将会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空间问题，从而更智慧地面向未来。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在新中国成立十年间，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不该被遗忘。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