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对世界建筑和中国建筑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
希区柯克和约翰逊·国际式
这一年的二三月，美国建筑史家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 ）和建筑师约翰逊（Philip Johnson）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展览“现代建筑：国际展览”，并出版了《国际式：1922年以来的建筑》一书。该展览和书汇聚了一批在1920年代修建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是对正在欧美迅速发展的“现代建筑运动”的一次大展示。
希区柯克和约翰逊在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谈国际式与西方建筑传统之间的传承关系。他们说，长期以来，西方建筑存在着两大相互冲突的体系：以实体塑造为主的古典（希腊-罗马）建筑和以框架结构见长的哥特建筑。很多建筑师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体系之间竭力调和，并试图容纳新的建造方法和功能需求，产生了各种折衷的风格。如今，正崛起的现代主义新风格——他们称为“国际式”，带来了希望。建筑师们终于能有效地融合这两大传统，又发展出自身独特的形式语言和文化价值。
梁思成和林徽因·中国建筑
同在1932年春，刚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才半年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做了两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辟性工作。
3月，梁林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以下简称《汇刊》）上各自发表了自己的首篇中国建筑史研究论文：梁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以下简称《唐代》）和林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以下简称《特征》）。梁文尝试描绘出“中国建筑”的演变脉络，他认为就像“唐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是黄金时代”一样，唐代建筑应占据中国建筑史的最高地位。梁这一理想与晚清以来中国众多的民族主义者们对中国文化命运兴衰的判断直接相关，即中国文化从上古起源，到盛唐达到高峰，在宋进入“醇和”之境，自明清开始衰落，这才导致晚清以来备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境地。而今只有努力“整理国故”，才可能“再造文明”，用林《特征》里的话，就是促成“第二潮流的革命”。
林文概括了“中国建筑”为东方建筑中的一个独立体系，源远流长，历经外来文化影响，而没有产生根本剧变。“中国建筑”采用木框架结构，其诸特征归结起来都遵循 “结构理性主义”原则，即每一个部件都符合结构和功能理性。这一点与西方哥特建筑与现代主义建筑相通。
林不见得能在1932年3月就读到希区柯克和约翰逊一个月前出版的《国际式》，但她的文字显示出她对当时的现代主义发展，及其与西方建筑传统的传承关系相当熟悉。她之所以如此坚持以西方建筑中的“结构理性主义”为原则，阐释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就是基于一种信念——梁也持同样信念——我称为“梁林猜想”三段论：1、中国建筑中典型的木框架结构，在原理上是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相通的；2、既然，西方哥特式建筑，经过18～19世纪西方建筑史家们的诠释和建筑师们的探索，利用铸铁、钢和钢筋混凝土等新材料，实现了向现代框架结构的转化，催生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3、那么，中国木结构是不是也同样有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力？
梁文是历史性的，重点在“整理国故”，为他们即将大规模展开的中建史研究确立了一个终极目标——向后回溯历史，直抵唐代建筑的高峰；林文则更富理论性，在总结“中国建筑”的原则基础上，立意指向“再造文明”。她为中建史研究确立了另外一个终极目标——向前推动历史，催发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以后梁林及营造学社同仁的十几年工作，基本上都是在这两个终极目标所交织起来的概念框架中展开。
4月，梁思成带其弟梁思达，在北平乘长途汽车，“第一次离开主要的交通干线“，去蓟县考察了独乐寺，并于同年6月在《汇刊》上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正式开始了营造学社以后长达十几年，大规模实地考察古建筑遗物，并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研究历程。
2010年夏天，当我开始写《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的第一章“上穷碧落下黄泉”时，找出《汇刊》，将梁林这两项工作的时间精确还原到月份：梁林的首篇论文《唐代》和《特征》发表在3月，而梁对明清以前的古建筑实地考察开始于4月，我产生两个疑问：
首先关于他们的治学方法：他们是不是有点“观念先行”？我们总是说梁林及营造学社同仁开辟了中国学者通过实证调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河。但是梁林的“实证”似乎与通常我们所说的“实证主义史学”不同。比如，我在书中提到与梁林同时代的“实证主义史学”代表人物傅斯年。傅极端强调客观史料的重要性——“史学就是史料学”，同时坚决反对史学家为他所考察的历史加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将历史研究作为个人主观意志驱动下的工具，去推行某种“运动”或“主义”。而梁林的“实证史学”，虽然也强调收集“实物证据”，但他们先在理论上构筑好一个异常完备的“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的概念框架，然后再花十几年的实证调查，收集证据，去填充这框架，以期最终能催发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建筑在现代的复兴。这不正是傅斯年所反对的，通过史学来推行“运动”或“主义”？当然，我无意做任何褒贬，而是开始意识到他们治学方法的独特性。
第二关于他们的知识来源——这是个更基本的问题：在梁林展开大规模实证调查之前，就能写出涵盖中国建筑史整体演变的论文，他们的中建史知识源于何处？我们可以通过史料大致推测，在1932年3月，梁林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知识来自两方面：一是有限的古建筑实地考察，恐怕仅集中在沈阳和北平两地的明清建筑；二是书本资料，这包括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日本建筑学者的著作，因为他们的研究在当时最为领先），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其中有梁思成在1931年集中研读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一些民间“算例”，还有正在破解中的宋《营造法式》。简言之，当时梁林对中国古建筑整体历史演化的知识大多来自书本。
梁文与林文
梁的《唐代》的知识来源较容易梳理。在1932年，梁尚不能肯定中国大地上还有没有唐代遗构，他说“既然没有实例可查，我们研究的资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献方面”——梁通过文献阅读，汇集起他对唐代建筑的了解和想像。其中，梁在文中明确地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是“最重要的资料”。梁还在文后的“参考书”一栏中列出了11本参考文献，大致可分两类：中国古典文献与外国学者专著，前者包括《图书集成》、历史地理文献、地方志和《营造法式》，后者包括法国学者伯希和，以及一批日本学者如伊东忠太、冢本靖和关野贞等的著作等等。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把握梁文的知识来源。
梁文的重大意义在于，完全借助于文献阅读，就在概念上为中国建筑史构筑起一个最高的“唐代建筑”范式。自1932年这篇论文始，寻找“唐代建筑”，以及梳理后世建筑与唐代建筑之间的传承关系，便成为梁及其营造学社同仁构筑中建史的核心工作之一。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梁在一个月后，面对独乐寺这座辽代建筑，其“压倒性的感受”是与他想像中的唐式建筑“极其相似”（丁 ,《发现独乐寺》，《建筑学报》2013年5期）。当然，我们就更能体会梁林及同仁在1937年终于找到唐代遗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无上欢欣。
这里插述一段，长期以来，中国建筑史界只说梁于1932年4月“发现”了独乐寺。两位中国学者，结合中日双方的史料做的研究，可帮我们破除成见。一是天津大学徐苏斌老师的专著《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该书写道，1931年5月底，日本学者关野贞在去调查清东陵的路上，经过蓟县县城，偶尔发现了独乐寺，并准确判断出它为辽代建筑。关野于6月回到北平，告诉了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及时任文献部主任阚铎。梁思成于9月初加入营造学社，本计划在当年秋天就去独乐寺调查，但因时局变化，推迟到第二年4月成行。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梁思成考察独乐寺，极可能是循着关野的线索去的，或关野的发现成为梁的考察线索之一。
另一篇是天津大学丁垚老师的论文《发现独乐寺》。该文不仅用更详实的史料支持上述推断，还仔细比较了关野和梁二人考察独乐寺的不同侧重点：关野直接聚焦于该建筑的辽代构造，而梁则更关注它所体现的“唐风”，以及它在中国官式木构的唐宋辽金元明清演化谱系中的上下传承关系——用丁老师的话说：“哪里只是在勾画辽式特征，分明是找寻一部"中国建筑史"。”丁老师这篇论文弥足珍贵，实为当今梁思成研究的典范：在国际视野中严谨考证，精确还原历史语境，在梳理出梁思成向国际同行借鉴的基础上，帮助我们准确认识梁在中建史研究中的独特成就。
林的《特征》一文没有附“参考书目”。它与梁文一样意义重大，在理论上主导了营造学社以后十几年调研中国古建筑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梁林在以后不同年代中撰写的一系列反复归纳“中国建筑特征”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从《特征》脱胎而来，只不过又结合了当下的政治、学术语境，加以改编。
《特征》一文在开头这样论述“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
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他两系——印度及阿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大凡一系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
林认为更独特的是，产生这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在宗教、思想、政治组织上并不缺乏变化，其间更有多次与外族的和平接触和武力争斗。那么，“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在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
林的论述高屋建瓴、清晰有力，极符合中国民族主义的价值认同，但这些观点并非她的首创。因为，如前所述，当时28岁的林甚至还没有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考察经验，更不要说有对“世界建筑”，尤其是印度和回教建筑，进行实证考察的经验。换句话说，她不可能是在个人掌握第一手知识的基础上，将“中国建筑”纳入“世界建筑”体系，做如此宏观的判断。当时谁拥有这第一手知识，能做这样的宏观判断呢？只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伊东忠太。
伊东忠太·世界建筑中的中国建筑
在1932年，西方学界对世界建筑体系的论述仍由弗莱彻尔的“建筑之树”统治——主干为西方建筑，自根部到树冠，经历希腊、罗马、罗马风建筑和“罗马影响”各阶段，直到美国的摩天楼。中国和日本建筑则被合在一起，与印度、亚述、埃及、墨西哥和秘鲁建筑一样，被画成远离主干的分支上一片孤零树叶。虽已有西方学者（如德国的伯希曼、瑞典的喜龙仁等）发表了专著，对中国建筑加以重视，但当时唯一有实力提出世界建筑体系新论，以取代西方中心主义的“建筑之树”的是日本学者伊东忠太。
伊东在1893年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假说：奈良法隆寺的样式似乎源于雅典帕提侬神庙，日本建筑之美当源于古希腊。为了佐证这一假说，在历史写作上让日本建筑“脱亚入欧”，他在1902年3月到1905年6月间，从日本出发，经中国、缅甸、印度、土耳其、希腊、埃及、耶路撒冷、小亚细亚等地，横穿亚欧大陆。在实地考察了各地建筑文化的分布和传播后，他推翻了自己的假说，判定日本建筑的源头不在希腊，而在中国。于是他提出“水波纹式”的世界建筑三大文明圈构想——世界建筑分古代、东洋和西洋三大系，其中东洋系中又包括中华系、印度系和回教系。
伊东研究中国建筑的本意是确定日本建筑的起源，却也开辟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河。1925年8月到1926年7月，他集二十余年对中国建筑的调研，在《东洋建筑史讲座》丛刊上连载发表《支那建筑史》。1930年6月，伊东受朱启钤邀请，在营造学社成立大会上做了“支那建筑之研究”演讲，其中文版演讲稿发表于《汇刊》。在演讲中，伊东列举了《支那建筑史》一书中对中国建筑七大特征的总结，然后谈到中国与外国建筑之间的关系。1931年3月，伊东的《支那建筑史》单行本出版。同年9月，伊东将单行本赠给营造学社。该书于1937年又出中译本，更名为《中国建筑史》，由陈清泉译，梁思成校。
林徽因与伊东忠太
伊东在《支那建筑史》中第一章“总论”第一节“中国建筑之位置”中说，如将世界建筑大致分“东西二派”，中国显然属“东洋系”。而“东洋系”又分中国、印度、回教三大系。他很清楚地说在这三大体系中，印度系自回教传入以来有巨大改变，古代形式已不复存在；回教系本身今天又“极其不振”，“仅存其残迹而已”。相形之下：
中国系之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以中国本部为中心，南及安南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东含日本……其艺术究历几万年虽不可知，而其历史实异常之古。绵延至于今日，仍保持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殊堪惊叹。
将林《特征》的开头部分与伊东《支那建筑史》第一节开头部分对照，我认为林借鉴了伊东关于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相比印度、回教建筑后来的剧变和衰落，中国建筑虽经多年演化，仍保持其古代特色的论述。我的理由是：两者的文字极其相似，观点相同，而这观点在当时尚未成为常识性知识，伊东是当时唯一经过广泛实地考察而得出该结论的学者。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二人如何定义“中国建筑”。伊东的《支那建筑史》，虽然探讨的历史阶段仅限于从史前到南北朝，但其考察角度却很多样，材料也很丰富。在讨论“中国建筑”时，他首先给予较充分的历史年代、建筑类型、地理区域、文化传统，甚至族裔族群和用户阶层的界定。比如在“中国之国土——地理”一节中，伊东说谈论“中国建筑”，就如同谈内涵丰富的“欧罗巴建筑”一样，“甚为茫漠”。他建议至少在地域上应把“中国建筑”分为北中南三个区细加考察。还有，伊东论及的建筑类型也很多样，包括都城、宫室、佛寺、道观、坛庙、祠堂、陵墓、住宅，其涉及的建造体系包括土、木、砖石以及各种混合结构。
而林徽因在使用“中国建筑”这个“大词”时，则通篇没有交代她的概念界定，而是似乎理所当然地就将它等同于“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首先宽泛地说，我认为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症候：晚清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概念本身就处在持续变动的状态，而与之相应兴起的，为“保族、保种”而倡导“种族合群”的民族主义在思想概念上也一直处在不断构筑和调整中。今天我们仔细推敲当时各历史阶段中的概念用法，往往会发现多重歧义和盲点。我们不妨说，林将“中国建筑”等同于“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小中国建筑”定义。但是，具体到建筑史写作上，我认为林的狭义操作，绝不是简单的行文疏漏，而是极其重大的观念构筑。她一定认为，在广义的“中国建筑”中，只有“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才最能与西方希腊、罗马和哥特建筑取得相当的地位，而且它有着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能。这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她和梁思成及同仁们接下来十几年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接下来，比较一下二人对“中国建筑特征”的具体阐述也很有意义。伊东在书中第七节用七点概述“中国建筑之特性”：宫室本位、平面、外观、装修、材料构造、色彩、装饰花样。而林文则概述了中国建筑有五种典型特征：曲面屋顶、斗栱、色彩、台基、平面布置。我的判断是，林的“特征”论述在知识层面上也参考了伊东的“特性”论述。理由和前面一样：第一，从文本上读，林与伊东的论述内容确有重合之处；第二，再回到当时的语境，在1932年，林尚未有丰富的古建筑调查经验，基本上靠书本知识来构筑她的“中国建筑”论述。而伊东的“特性”论述是基于他先前二十余年对中国建筑史的系统调研，是林在1932年能读到的最权威、最全面的对中国建筑的总结。
我同时也要强调，我这判断并不抹杀林的独创性，而恰恰可以帮我们真正精确地认识林的独创性。林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参考了伊东的论述，但她使用了与伊东极不相同的论述立场和框架，因而发展出她自己的独特论述。如前所述，伊东阐述的是“广义的中国建筑”，他不光阐述的对象丰富，对中国建筑特征的阐述立场也很多样，涉及社会、文化、构造等多方面因素。而林则采用了阐述对象和立场的“双重缩减”。她的阐述对象聚焦到“狭义的中国建筑”——“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她的阐述立场只有一个：“结构理性主义”——强调合理结构对建筑形式的决定性，提倡美学与结构的高度统一。林的这一针对中国建筑全新范式的建立，致使她的所有判断，即使其中有些知识是借鉴伊东的，都一下子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当然，林文还有很多其他学术来源，如“结构理性主义”源于西方建筑论述，等等。林的独创性在于用“结构理性主义”，将她从伊东处借鉴的，以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建史知识编辑、重组，发展出她独特的论述。
通过梳理梁林1932年3月发表的《唐代》和《特征》的学术来源，我认为：梁林这两篇论文，包含着诸多知识元素。就单个元素而言，极少是他们原创的。他们的创造力体现在强大的知识综合和思想提炼上。他们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观摩明清建筑，向民间工匠学习，汇集外国史家对中国建筑的认识，从当时迅猛发展的现代主义和西方建筑历史演变中同时吸取灵感，将历史主义、结构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诸多思想线索强有力地扭结在一起，编辑、组合他们学习到的知识，在他们大规模展开中国古建筑调研之前，就已经构筑起非常完整、独特的“中国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框架，用以指导他们随后十几年的中国建筑史调研。